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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金一南新版《苦難輝煌》談史學書寫如何創新

      來源:中國軍網綜合作者:孫皓暉責任編輯:于雅倩
      2019-01-19 02:36

      金一南新版《苦難輝煌》的最主要創新,是以人物為歷史活動軸心。《苦難輝煌》的最主要創新,實質是向優秀傳統的回歸。相對于既往的革命史著模式,它無疑又是最重要的一次創新。請關注今日《解放軍報》的報道——

      史學書寫如何創新

      ——從金一南新版《苦難輝煌》說起

      ■孫皓暉

      我有一個基本理念:要了解中華民族精神,要了解中華文明生命力,要從根基方面把握中國國情,就必須明晰中國歷史的兩頭——前三千年歷史與近代以來百余年的救亡革命史。前三千年,是中華民族勃發創造并不斷走向統一文明的黃金大時代;近現代百余年,則是中華民族在瀕臨崩潰滅亡的大危機中,舉國流血犧牲怒潮翻卷而實現救亡圖存使命的“苦難輝煌”時代。不了解前三千年歷史,不知中華文明根基之強大;不了解近百余年,不知中華民族浴血重生所蘊含的歷史真理。

      金一南新版《苦難輝煌》的最主要創新,是以人物為歷史活動軸心。

      本來,中國史學最大的良性傳統就是人物本位。自《史記》之后,中國歷來的二十部正史已經形成了穩定的“紀傳體”文本范式——以各階層人物為歷史活動焦點,清晰敘述出人類社會發展脈絡的豐富性。可以說,除卻史觀部分具有落后性而不值得繼承之外,中國史書人物本位的文本傳統,給世界各文明形態的古典史學都樹立了極為優秀的文本范式。

      《苦難輝煌》的最主要創新,實質是向優秀傳統的回歸。

      相對于既往的革命史著模式,它無疑又是最重要的一次創新。

      長期以來,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文本敘述,都有一個普遍的模式——只見事件,少見人物。或者說,不少歷史人物在被敘述的近代史以來的波瀾壯闊的救亡圖存洪流中,不那么鮮明突出。這樣的革命史研究狀態及社會呈現文本,無疑極大地影響著我們民族對中國文明在百余年間浴火重生的歷史正義性的認知深度,也同樣影響著中國近代史以來最重要的革命政黨——共產黨人對自身歷史科學而清晰的認知。

      雖然,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它又是必須改變的。

      《苦難輝煌》的作者金一南,是一個從事戰略學研究的軍隊學者。對近現代歷史事件的熟悉,對共產黨歷史與共產黨軍隊歷史的熟悉,都是常人所無法比擬的。在這樣的基礎上,作者若要以既往模式寫一部近現代革命史著,很可能也就是一部事件史著作,也可能依然會有精深之處。但是,一定不會有目下文本《苦難輝煌》的創造性與獨特魅力,一定不會以如此百余萬冊的銷售量深深融入當代社會意識。請不要忘記,任何歷史學著作,其最根本的目標都是轉化為社會性的歷史認知;如果不能轉化為社會歷史意識,則這種歷史敘述就是沒有社會價值的。而在這一個根本目標上,《苦難輝煌》無疑非常成功。

      大眾喜歡,多階層共賞,原因在哪里?

      《苦難輝煌》的第一魅力,是一座座歷史人物雕像所構成的豐厚的歷史人物群像,巍然生動地矗立于歷史浪潮之中。這部書中至少出現了數百個歷史人物。究竟有多少人物,很難在閱讀中實際統計。可以確定的一點是,舉凡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與重要事件的相關人物,幾乎都出現了。如果僅僅是羅列式地出現,自然不會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歷史魅力。作者的深刻與高明,在于從三處構成了歷史的光芒所在。

      其一,作者對所涉及人物的跳躍性動態敘述,是人物鮮活起來的根本點。所謂跳躍性動態敘述,就是將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的當時表現與其身世、性格,以及若干年后的歷史歸宿跳躍性地聚結起來。這種相互照應與跳躍聯結深得歷史人物敘述的神韻。

      其二,對人物的歷史行為不是刻板書寫,而是結合其性格與人格進行一定的精神分析,使眾多歷史人物普遍具有了一定的深刻性與可理解性。譬如,對共產黨歷史上的叛徒,如龔楚人等,都對其人格分裂的突然性進行了適當的分析與評判,使歷史人物的蕪雜性與革命浪潮的復雜性融為一體,以人物的蕪雜多變為歷史的多向多變提供了鮮活的根基。

      其三,對領袖人物的非神話發展性敘述揭示是本書的光芒之一。《苦難輝煌》對歷史人物的描繪,可以說,已經接近于歷史的本色。對于叛徒與出離者,不簡單丑化;對于領袖與英雄,不簡單神話;這是歷史本色的基本表現。甚或,在《苦難輝煌》中,大量敘述了革命領袖的坎坷起伏與艱難奮爭,以及在多方面的、曾經的失誤中錘煉成長起來的過程。恰恰是這些敘述,體現了對歷史本色的揭示,使這部大書具有了歷史的厚重感與真實感。

      敘述歷史,就是錘煉歷史的過程。

      人類要向更高階段發展,就必須關照自己的歷史,必須從自身歷史中尋覓到未來的希望所在。這就是說,我們必須發現歷史中蘊涵的真理,借以規范我們未來的方向。這種被揭示的民族與國家的生存發展真理,不是歷史的全部,而只是歷史的精華。因為,我們所要繼承的,所能繼承的,也絕不是包括歷史垃圾在內的歷史的全部,而只需要繼承歷史的精華——歷史所鍛鑄的真理性法則。任何一個精神健康的民族,其對自身歷史的解析與敘述都是以可繼承性遺產的選擇為出發點的。如果敘述總結歷史的目的不是揭示歷史中蘊涵的真理,不能為我們的未來發展提供有意義的經驗教訓,而只是自然主義地羅列事件現象,人類歷史學就沒有任何正面價值。

      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史書的《苦難輝煌》是成功的。

      成功的原因在于,《苦難輝煌》遵從了歷史學的健康品格,從對歷史的錘煉——總結梳理與發現中揭示了歷史所蘊含的真理性,從而為民族復興提供了具有歷史真理性質的諸多歷史認知。這些真理性的認知與生動的人物命運敘述水乳交融在一起,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雋永的反思方式,咀嚼不盡,使人感慨良多。尤其最后兩章——《歷史與個人》與《狂飆歌》,集中體現了歷史人物群的命運在歷史風浪中的沖突性、革命性、輝煌性、戲劇性與犧牲性,其中所蘊含的真理性認知,幾乎沉淀在每一個人的歷史腳步與最終歸宿之中。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這部史著在錘煉歷史、揭示真理方面獨到的剪裁功夫。這部書涵蓋了中國近現代史將近百年的救亡圖存風浪。但是,在實寫方面,卻是明確地以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的歷史為重點;進而,又是以紅軍長征與抗日戰爭開始階段為重點。前者,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聚焦時期;后者,又是聚焦時期的核心裂變時期。這兩個歷史時期恰恰又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中華民族犧牲最大的兩個浴血時期。歷史的真理涌流在鮮血巨浪的歷史長河之中,它所鍛鑄的每一個認知節點都是我們民族與我們的黨用血肉聚結,用巨大的犧牲代價換取的。從文本意義上說,如此方式也避免了這部書流為冗長平淡之作,有利于揭示歷史大轉折時期的豐厚內涵。

      這部史著的文本特質,很接近于一部散文詩巨制。

      詩性,是這部史著的文本靈魂。中國的史學傳統歷來缺乏詩性,雖然不乏小說式的紀實風格的篇章。在一般意義上說,中國史著是排斥詩性的。普遍的理由是,詩性是作者的激情噴涌,對歷史事實的記載是一種破壞。所以,在我所能見到的史學意義上的著作中,從來沒有詩性充溢的作品。但是,《苦難輝煌》卻能大展詩性而能一舉成功,使這部史著大書滲透出獨到的閱讀魅力——風雷激蕩,灼灼其華。

      從根本上說,作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詩性方式而能成功,是因為詩性的靈光閃爍恰恰符合了跳躍式照應歷史人物命運感的內在需求。可以設想的情景是,假如不是詩性的哲理與激情凝聚的語言美感,一個歷史人物要從當時事件聯結到此前的身世性格,再聯結到數十年之后的歷史歸宿,一定會帶來平淡而又拖泥帶水的閱讀滯澀感。而以詩性語言的激情概括與短句跳躍,不但是一種成功的轉換聯結方式,而且自然形成一種極具美感的閱讀魅力。

      對于一部要最大限度體現思想傳播力的著作,選擇語言方式與文本架構方式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說,獨特的語言方式與獨特的文本架構方式是任何作品的第一生命——能否具有社會傳播力的最基本條件。否則,即或是真理匯編,也無法生成社會傳播的巨大翅膀。

      《苦難輝煌》的詩性敘述貫穿于全書。從序言到最后的歷史概括,哲理詩性所需要的錘煉概括能力,處處都在閃爍著激情與理性交織的歷史光芒。這部書將對中國史著,尤其是革命史著的呈現方式提供非常具有意義的一種文本范式。

      這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一件事情。

      (孫皓暉:學者、著名作家,代表作為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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