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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8年前,從《紅色中華》《新中華報》一脈相承而來的《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重溫三報16年“紅色視域中的上海”——

      黨的視線,從未離開自己的誕生地

      來源:解放日報作者:郭泉真責任編輯:杜汶紋
      2019-05-20 14:42

      《解放日報》創刊號一版。

      是一個獨到的視角,是一次新鮮的重溫。

      1931年,《紅色中華》報在江西瑞金創刊。1937年,更名為《新中華報》。1941年5月16日,《新中華報》與《今日新聞》合并而成的原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中國共產黨發展到成熟時期的《紅色中華》《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這三份重要黨報,對應著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個重要時期,也反映著中國共產黨人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成立后、特別是黨中央1933年離開上海之后,地處偏遠根據地的十多年奮斗里,怎樣將視線和關切投向自己的誕生地。看到延安大學圖書館收藏、整理,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三報所登有關上海報道、評論及其他文章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黃瑚感嘆:“硬是從這三份不在上海出版的紅色報紙中,發掘出為數甚多的上海史料。”“其中不乏前所未知。”

      上海,始終是一個全局性的視點

      《紅色中華》報關于上海的報道,近半數集中在1932年淞滬抗戰前后。

      《新中華報》在1937年8月上海抗戰爆發后,幾乎每天都在有限的版面上,大量刊登有關上海抗戰實況的報道。

      《解放日報》有關上海的報道,最為集中的是1941年、1946年。前者,是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動之年。后者,是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動之年。

      正如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所說,“國情和實踐使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然而這些懷抱革命理想的先輩們眼光并未因身處農村而受到局限,他們始終放眼全國、放眼世界”,“正是這種全局性的戰略眼光最終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早在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發動“一·二八”事變之前,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的《紅色中華》報,便已開始密切關注并積極報道日本人在上海的異常行動。在其1931年12月11日的第一期版面上,就“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日本企圖”,報道了“上海學生萬余人,在上海閘北,南市,游行示威并赴京請愿”。一個月后,1932年1月13日,其又報道“聞日本即調國內大小艦七十余艘出動,均攜帶毒瓦斯煙幕彈,準備采取直接行動”。

      而在1932年1月27日,“一·二八”事變前一天的版面上,《紅色中華》報更以醒目標題呼告——《日帝國主義準備占領上海 大調軍隊來滬》。

      同日刊登的幾則消息,是當時上海與中國的生動寫照:

      其一,“滬日人昨日復舉行二次大暴動,二次火燒三友實業社,華捕一名被殺,兩名受傷,下午沿途游行示威,襲擊商店街車,西捕兩名亦受傷”“美政府某要人謂日本將在上海租界內有軍事行動”“日本戰艦多只,二十六日已奉令開往中國”“日本在華海軍第一艦隊司令,今日向(上海)市長提出最后通牒”“如中國當局決定拒絕,則日方將令海軍占領上海之華界”;

      其二,就在《日帝國主義準備占領上海》一文右邊,刊登的是《上海工人學生舉行大示威》,“三萬余人在共產黨領導下,高舉紅旗大唱國際歌”“高呼各種革命口號”;

      其三,下一版是《國民黨各派爭權奪利,在上海互斗丑態》,及“上海大新染廠發生慘案,資本家請巡捕槍殺工人,死傷二十余”“日華紗廠罷工潮擴大”……

      “一·二八”事變發生后,《紅色中華》更是接連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電,號召全國聲援,2月3日第一至四版、第五版、第七版的全部報道,均與“一·二八”事變相關,呼吁“驅逐日本美國及一切帝國主義出中國”。

      同樣,1937年8月上海抗戰爆發后,《紅色中華》報已從瑞金長征到了延安,改名為《新中華報》,但從報上折射出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全局、對國家、對民族命運的關切依然沒變,也依然把上海作為一個全局性的視點。

      除了報道,還有社論。上海抗戰爆發之初,1937年8月16日,《新中華報》就發表《為第二個一·二八檄全上海愛國民眾》:“淞滬的大炮聲音,已經震動了全中國。然而我們所深慮的,也正是如何保證不要再重復‘一·二八’當時的慘痛經驗,立即實行武裝全民眾,立即動員整個民眾。”9月19日刊登的社論《上海戰爭的現勢》,再次呼吁發動全體民眾參加抗戰,要求“決然的開放民眾的救亡運動,動員廣大人民到抗日戰爭中去,我們才有可能保衛江浙,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

      及至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當天第一期刊有《滬郊游擊隊活躍》,報道共產黨抗日斗爭,此后6年對上海的報道也持續不斷,涵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慕尼黑陰謀在上海”、日本經濟侵略、各國勢力較量、上海社會生活等眾多方面,“勾勒出紅色視域下上海的形象”。聚焦這種勾勒,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種全局性,即“上海這個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后,一直是社會發展的前沿陣地、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發源地或主戰場”。

      這次斗爭,這份小報,之前均未見提及

      翻看一篇篇報道,上海工人的罷工斗爭,在三份紅色報紙均頻頻出現。

      專家表示,這些十分詳盡的報道,保留下了“極為豐富”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

      如1932年春夏期間,上海報業工人的罷工斗爭,“目前發表的中國新聞史論著均未提及”,而在《紅色中華》報上,則從4月28日的《上海時事新報罷工影響》,6月2日的《上海報館工人總罷工》,到6月9日、16日均有報道。

      與此同時,從《紅色中華》《新中華報》到《解放日報》,也以16年間所登相關報道,真實反映了1931年到1947年的上海社會生活、人民生活狀況。1941年6月14日《解放日報》刊登的一篇“本報上海通訊”,名為《迷亂的上海》,里面寫道:抗戰以后,江浙人民一部分逃到上海,上海人口激增,曾經有一個時期達到四百多萬的數目;其中,除了一部分是殷富之家,遷滬作海上寓公者外,大多是家無隔宿之糧的貧苦人民;所以,現在上海如果要找房子,一間客堂樓至少八十元,多則一百五六十元,亭子間也貴得可驚人;一個煤球的價格,等于抗戰前的一個雞蛋;一出大門,就隨時隨地可以看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乞食者;頭上的帽子,一不小心,就會“不翼而飛”;可是跳舞廳,電影院,旅館,卻是笙歌妙舞,通宵達旦,敵人占領區更是“鬼蜮的世界”……

      這些,對上海史研究,可為參考。

      另一個令研究者興奮的新發現,是一份《捷報》。

      在《紅色中華》報上,報道中共上海地下黨曾出版過一份取名為《捷報》的群眾小報,“專門介紹紅軍勝利及蘇區生活,并揭露統治階級的一切欺騙宣傳等,每期可發行三千份,群眾非常愛讀”。而在現有的中國新聞史研究論著中,這份《捷報》“均未見有提及”。

      在上海圖書館館長陳超看來,三份紅色報紙的這些上海新聞,記錄了發生在這座城市的革命事件和社會生活情態,留存了珍貴記憶,也“以特殊視角揭示了上海作為紅色革命重鎮,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及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特殊地位”。

      一直處在共產黨人的視野之中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1921年至1933年期間的大部分時間內,這里也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這里不僅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中心和商埠,也是國內外各種政治和經濟勢力博弈的舞臺。1933年中共中央雖由此遷出,但這座國際化大都市一直處在共產黨人的視野之中。從上世紀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身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上海的關注集中于哪些問題、哪些領域,三份一脈相承的報紙提供了基本完整的線索和豐富的歷史記錄。

      對處于偏遠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報紙是了解外部世界動向的主要途徑。在黨中央機關報上刊載的新聞報道,不僅是對現實和歷史的一種記錄,同時其選題和內容也反映著報紙指導者和編者的眼界和水平。

      ——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章百家

      開辟了新的研究路徑 開啟了新的研究視域

      就上海史研究而言,作為一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顯學(重點研究方向),目前已是人才濟濟、成果累累,其中不乏以報刊為對象的研究成果,僅以《申報》為研究對象探討上海社會發展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已不勝枚舉。進而言之,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報刊為研究對象的上海史研究成果也為數不少,但基本上都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出版的機關報刊以及其他報刊為研究對象……誠然,在這些上海出版的黨報黨刊上,有關上海的新聞、言論占有很大的比重,理應成為上海史研究的重點。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發展到成熟時期的、具有中央機關報性質的《紅色中華》《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以及其他不在上海出版的重要報紙,是怎樣反映、怎樣評說當時發生在上海的歷史事件的,至今未引起上海史研究學者的高度重視,有關成果也極為罕見。對其史料的專題發掘,為今后的上海史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視域。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 黃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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